哈佛大学究竟有没有歧视亚裔?

10月31日,哈佛大学招生涉嫌歧视亚裔案进行了近5个小时的口头辩论,6名保守派官针锋相对。这也是近几十年来,美国高教领域最重要的案件,从而引发广泛关注。

美国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预计会在2023年6月作出。目前看来,美国最高法院倾向于取消基于种族的大学招生。一旦做此裁决,美国数百所大学的招生都会受到根本性影响,与此同时,平权招生政策或许会随着最高法院保守派官的裁决而终结。

它是平权行动在高校招生中的体现:教育界为了推动大学入学的种族多样化,尤其是精英院校在招生中,会对处于弱势的非洲裔和拉丁裔给予照顾。

作为反对招生政策的一方,由犹太裔活动家Edward Blum领导的非营利组织“大学生公平录取”(SFFA)指控称,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申请者,人为削减了亚裔美国人的招生数量,他们呼吁高校在招生中消除种族因素的考量。SFFA同时起诉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指控其以种族因素干预招生。该案与哈佛案并审,同日进行了口头辩论。

在美国,亚裔群体多达2400万,占全美国人口的7.2%,其中华裔美国人最多,有540万人。

SFFA提出的一个证据是,亚裔美国人的申请数量和其人口在美国的占比急剧增加,但哈佛每年招收的亚裔学生比例却没有相应增长。究其细节发现,亚裔申请者虽然在考试成绩方面高出其他族群,但在积极人格、讨人喜欢、勇敢、善良和广受尊敬等个人特质上得分较低。

事实上,早在2014年11月,SFFA就已经在起诉哈佛,并于次年春天向教育部和司法部投诉,但教育部在2015年夏天就驳回了其投诉。

哈佛辩称,其招生依从了最高法院的先例,且过程中不歧视任何群体,而是寻求创建多元化的校园,而SFFA的诉求若实现,则会减少学生在多元化校园中生活和学习的机会,这有悖于哈佛的使命。

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Bacow在今年的一份声明中也强调,种族因素只是其招生过程中众多因素之一,SFFA的诉求则会让哈佛招生评估简单化、机械化。

2019年10月,美国马萨诸塞联邦地区法院判定,尽管哈佛招生体系不够完美,但并没有进行种族配额招生,是合法的。

在次年SFFA上诉后,美国最高法院将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这2个案件合并。

亚裔的确在美国遭遇不平。疫情三年也是亚裔在美国的艰难时刻,在美亚裔遭受歧视和攻击的新闻报道激增,他们屡屡遭受指控传播了新冠病毒。

华人权益促进会(CAA)于2月初表示,目前亚裔美国人面临着排外心理和仇恨犯罪的不断发生,正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平权政策的时刻。该组织成立于1969年,旨在解决制度性的种族主义问题。

即便无关新冠,美国社会对亚裔也有刻板印象。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Jennifer Lee是一位韩裔学者,她表示,SFFA指出的“亚裔美国人在考试成绩等学术指标上得分很高,但在个性特征上得分却很差”。这确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即亚裔美国人在技术上很强大,是优秀的学生和技术人员,但在社交上很弱,领导力较差,这也引起包括她本人在内的许多人的共鸣。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美国对亚裔的偏见还有“积极”的一面。Jennifer Lee与合作者研究发现,实际上,亚裔大学预科生受益于教师给予的“聪明、勤奋、成绩好且品行端正”等积极偏见,这或许会导致教师可能将成绩平常的亚裔学生安排到优等班中,最终使其成绩提高。

Jennifer Lee认为,SFFA的指控对个人评级体系的设定具有误导性。她在近期《》撰文指出,目前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没有考虑到亚裔在申请大学之前可能遇到的积极偏见,那么若在大学录取时放弃考量种族因素,这种偏见将会被进一步掩盖。

另一个事实是,2022年,哈佛大学本科生录取人数为2020名,其中亚裔学生占到27.9%,远高于非洲裔的15.2%和拉丁裔的12.6%。作为纵向对比,这个数字在2018年为21.7%,比例是逐年上升的。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李唯从事亚裔研究多年,她遇到的不少情况是,如今一些留学生的专业选择是父母意愿使然,而非学生的兴趣所在,这影响到了其学习积极性,以致于其成绩并不太突出。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网站发布的一则关于反亚裔歧视、种族主义和暴力的声明。其中提到自疫情发生以来,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

哈佛大学招生系统采用6分制。分数越低,意味着申请者越优秀,其中 1 表示“优秀”,6 表示“ 令人担忧”。

Jennifer Lee引用了一项数据:亚裔美国人从招生官那里得到的平均评分为 2.82,而白人申请者的平均评分为 2.77,个人评分差异平均为 0.05 分。她表示,与SFFA 的说法相反,亚裔申请人的评分并没有明显低于白人申请人。

在哈佛,招生标准是一个考量众多因素的体系。这些顶尖高校的招生官将申请者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还会考量申请者的预期专业和职业、成长的社区环境、教育条件,还要考虑到其家庭成员是否有大学生。

不过,美国民众支持哈佛的力度并不大。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于2022年的调查发现,有 61% 的人表示高中成绩应该是主要考量因素(作为对比,2019年的结果是67%)。此外,85%的受访者认为应该考虑以标准化测试成绩为主,67%的人认为应该考虑社区服务参与程度。同时74%的受访者表示,种族不应该成为录取的考虑因素。

然而不同民调支持了不同结论,这或许与调查问卷的问题设置有关。2021年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62%的美国民众支持平权行动。

所谓继承录取(legacy admissions),即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是否为校友,是众多美国名校招生的重要考量因素,同时大学通过这个政策可能得到更多的校友捐赠。2014年到2019年,哈佛的继承录取率为33%,作为对比,同期的哈佛总体录取率为6%。

除了麻省理工学院等少数高校,多数顶尖高校有继承录取的传统。李唯表示,这些继承录取的学生中有70%是白人,所以该政策实际上对白人非常有利,从改变政策的角度,这是最需要改变的。

在上述皮尤2022年的调查中,有75%的美国人反对继承录取政策,而2019年这个数据仅68%。Jennifer Lee在一篇2021年的论文中亦指出:SFFA并没有将消除偏见作为其核心使命,否则该组织应该将继承录取作为靶子。

尽管SFFA的诉讼是以亚裔美国人利益为由头,但并非所有的亚裔美国人都站在SFFA这边。

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上述皮尤调查发现,亚裔美国人对大学录取纳入种族因素的反对比例并不突出,只有63%,而白人和拉丁裔的这个数据分别为79%和68%。

不过,华裔美国人是最不支持平权行动的亚裔群体。有调查显示,在2012年到2016年间,华裔美国人对平权行动的支持急剧下降,到2016年只有41%的华裔美国人支持平权行动。

亚裔法律保护和教育基金(AALDEF)在提交的法庭之友简报(amicus brief)中,给出了与SFFA截然相反的结论。

他们认为,哈佛的现有政策有利于亚裔申请者和录取的学生。SFFA试图将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福利偷梁换柱为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这一做法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也会伤及亚裔美国人利益,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亚裔群体。

平权政策对于亚裔美国人有着多面性。李唯认为,长远来看,亚裔在就业和职场晋升中的弱势更值得关注。

一个显著的现象是,成绩占优的华裔在职场上的升迁很容易碰触到“竹子天花板”(专指亚裔美国人所面临的职业障碍),难以升至领导层;相较而言,印裔美国人在美国高管中占比较高。

在华人权益促进会担任教育公平项目经理的陈珊妮(Sally Chen)对平权行动感同身受。她来自中国台湾的父母在餐馆收入微薄,一家6口人挤在狭窄的一居室公寓。作为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陈珊妮受益于哈佛考虑到种族因素的录取过程。她的考试成绩远非完美,但哈佛招生办认为她有潜力做出对大学的贡献。

陈珊妮于2015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并曾于2018年在SFFA起诉哈佛大学的案件中出庭,向联邦法官证明平权法案的重要性。

她在《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最高法院不应该终止平权法案,它为那些本来会被排除在外的人打开了大门,它让人们认识到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观点中获益。同时,美国需要更多这样的项目和政策,以解决人们在这个国家面临的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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